一晃五十年

时针拨回到五十年前。1974年的4月20日，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从学生变身为插队知青。那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鸡叫三遍后，屋顶的瓦缝逐渐钻进亮光，该起床了。奶奶在烧稀饭，父亲在深山沟里的水库工地上没有回来，母亲要9点左右才能下班，我独自准备离家的行装。把棉被折成豆腐块，外面包上塑料薄膜，用崭新的背包带三横两竖捆好，再塞上一双旧解放鞋。一个搪瓷脸盆用网兜兜住，里面放着茶缸、毛巾、牙膏、牙刷，加上板刷、鞋刷，钢笔、墨水、笔记本等日常生活用品。一个草绿色挎包，装了毛选四卷合订本和几件旧衣服，再加一把雨伞，下乡的全部家当准备完毕。

我下放的地点在离县城40多里地的中村公社，5天前县知青办领导在城镇应届毕业生学习班上宣布的。对当农民，思想准备可谓充分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主席的号召；当时的政策也别无选择，除了独生子女外，下放是所有城镇户口的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去向。虽说是城镇户口，但县城很小，没有城乡边际，我家住南门，出门就是农田，对农村不陌生。加上家里只有人均10元的经济收入，生活水平同农民差距也不大。在劳动方面从初中起就经受了多种磨练：上学时冒着瓢泼大雨采过春茶，顶着炎炎烈日割过早稻，披着皎洁月光给豆田喷药，踩着遍地银霜学农助秋收。在家里山边地角种过菜，十里之外砍过柴，分得清韭菜和麦苗，肩能挑手也能提，就是不会烧饭洗衣。我们同学中的大部分人不惧怕下放，当高中毕业半年后还没有消息时，曾联名写信给县委，并找到分管常委，要求尽早批准我们插队落户，此信还在县广播站播出。我和几位同学还曾自己跑到公社，大队联系，要求接受我们提前插队落户，只是他们表示要听从县里统一安排里没成行。这一天终于是等到了。

吃过早饭，伴着隐约传来的鞭炮锣鼓声，我背着背包和挎包，提着网兜，独自出发了。按要求先到家长的所在单位或上级单位集中，由单位送到车站。我父母的上级单位是饮食服务公司，在那儿和其他知青一道戴上大红花，在单位代表敲锣打鼓、鸣放鞭炮的护送下，来到位于南门的汽车站。小山城很快就沸腾起来，送子女送同学送朋友送邻居的，还有不少看热闹的，将车站挤得水泄不通。回想毕业后熬过的9个月等待，虽心存忐忑，但已不那么激动。


上午8点左右，披红挂花的知青专车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离开县城。到三叉路口，两辆专车沿205国道分走南北两个方向，我们的车一路向北。这次下放中村公社的共20名知青，有部分家长随车送行，将一辆大客车挤得满满当当。当客车停靠在中村公社所在地张村大队时，公社党委书记、副书记等领导领着部分大队干部和老知青代表把我们接到公社。在公社礼堂里召开了欢迎大会，全体知青和树范、新建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部分社员代表以及60年代下放的老知青代表参加了会议。汪祚尧书记致欢迎词，汪忆勤代表知青发了言。党委委员张丁富宣布了插队名单。20名知青分别安置在树范大队和新建大队，其中树范大队12名，新建大队8名，我落户在新建大队第二生产队。

参会人员共进午餐后，老天骤然变脸，大雨如注，但这挡不住我们要走的路。支书方国鸿带着大队和生产队干部，戴着笠帽，披着蓑衣，挑着行李，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懂的新安江方言，把我们接到了大队，安排住进两位生产队长的家里，一家四个，男女各半。我的房东是二队队长方树炎，他腾出了一半的住房，两个女知青住楼上，我和另一个男知青住楼下左侧房间。晚上大队召开欢迎会，拿出自己种的茶和花生招待我们。支书介绍了新建大队的基本情况：新安江建水库时响应号召从淳安移来开化，现有200多人口，分成两个小队，一个林牧场，共有200多亩田和地，基本上没有山林，只有茶叶和蚕桑等少量特产。

伴着风和雨，全新的生活开始了。